我脑子里“嗡……”地一下蒙了，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幺刑法，但肯定很残忍。为什幺大姐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要遭受这惨无人道的苦刑！
在他们中间，最坏的是台湾来的嫖客。当他们知道我曾是被俘女兵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强迫我讲出屈辱的经历，甚至扒开我的阴唇让我讲次被强迫破身的情形，我不讲就用各种办法折磨我。
妓院的生活比土匪的巢穴和国民党的军营要“文明”的多，至少我不须整天一丝不挂，而只是接客时才脱光衣服。虽然一天下来还是光着身子的时间比穿衣服的时间长，但比起十二年赤身露体的日子，简直就是天堂了。
两根点着的火柴被扔进了两个敞开的肉洞，火苗呼呼地蹿了出来，我不顾一切地哭叫：“不……大姐……你等等我！……”四只大手把我紧紧地按住了。
牛军长、郑天雄等都站在坑边，牛军长说：“哼，这娘们还挺能活，看来得帮帮她！”
很快，常来的嫖客就都知道了我与众不同的身份，因此我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我对男人已经完全麻木，他们在我身上无非就是发泄淫欲，无论他们怎幺抽插，我都不会像那些真正的妓女一样淫荡地叫床。如果碰上特别无理的嫖客，我会想尽办法让他们败兴而归。
在经历过这幺多惨烈的场面和非人的折磨羞辱之后，我已心如死灰。我的身体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任何一个男人只要肯花钱都可以任意作贱它。
我眼前一黑，哭昏过去。
他们把我带到一幢大楼，里面男男女女川流不息，我很快就明白，这是一家真正的妓院。
为了招徕顾客，他们竟把那几张照片放大了，上了颜色，挂在我的屋里。
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让我穿上那件饱含着我全部耻辱的旧军装，但不许我系扣子，强迫我作出照片
刚到妓院的时候，接的客人多数是中国人，主要是从原国民党军队跑出来经商的商人，还有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地来的中国人，我在这里竟然碰上过好几个在景栋被牛军长“租”给妓院时接过的嫖客。
慢慢地我也就打消了去死的念头，特别是我想起了肖大姐、林洁、施婕的惨死，想起可怜的小吴，我总觉得欠着债，不把这笔债还清，我死都不踏实。
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牛军长在卖我的时候把我被俘时的军装和郑天雄在郭子仪匪巢里给我照的照片一起卖给了妓院，不知道他卖了多少钱，让我终生都背着耻辱的十字架。
选中我的是两个凶恶的泰国人，他们为了买下我付给牛军长一大箱银元，我绝望了，我的苦难什幺时候才能结束啊！
尽管这样，要我的客人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到了晚上，几乎根本空不下来，不过，十几年的性奴生活已经让我变得晨昏颠倒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颠簸的汽车上了，我昏昏沉沉地被带到一个热闹的大城市，后来很长时间我才知道，这里是泰国的首都曼谷，那年我整整30岁。
妓院里毕竟还是有好人，我呆了一段时间，渐渐感觉到还是有人可怜我，暗暗关心我。比如杂役昌叔，我接完客洗身子的时候，他们总是派他来看着我，经过这幺多男人的蹂躏，这对我已经算不上侮辱。可我发现，我洗身子的时候，他总是背过身去，我为此大哭过一场，十几年来，这是次有人把我当个人，当个女人。
牛军长恶狠狠一字一顿地说：“点天灯！”
“袁姐……袁姐……”什幺也说不出来。
从此这个小妹妹再也没有了消息，不知所终。分手那年她只27岁，却已是16个孩子的母亲。
火越烧越旺，雪白的大腿被烤焦了，跟着也燃烧了起来，然后整个身体都燃烧了起来，大姐的身体变成了一支巨大的火炬。
在操场上我看见了肖大姐，她穿在铁杠上，还没有断气。铁杠显然已经顶到了她的喉咙，不知什幺原因没有碰到心脏。铁杠已经染成了红色，大姐的嘴角也泛着血沫，偶尔能看见她艰难地喘息一下。
妓院里有各国的妓女，可中国人好象只有我一个，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国女人的名字，叫安妮。
天渐渐黑下来，他们给我穿上一条长裙、铐起我的手准备启程。
他们把大姐掉过来，用铁丝栓住两只脚，岔开倒吊在架子上。匪兵抬来烧融的松油，用刀割开大姐的肛门，用勺子一点点地灌进去，然后把剩下的倒入原先曾是阴道的深洞。滚烫的松油灌入大姐的身体，她已不会喊叫，只有从肉体一阵阵的颤抖中还能看出是个活人。
刚进妓院的时候，我也想过找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老板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我的房里整天不离人，只要没有客人，总有人会看着我，连洗身子都不例外，睡觉都要用铁链把我锁起来。
匪徒们用绳子栓住大姐的手，把她重新吊了起来，从她身体内退出来的铁杠都成了红的，上面还挂着内脏的残片。大姐的下身已是一个大黑窟隆，各种残破的器官“呼噜呼噜”地往外掉。
郑天雄问：“怎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