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一点儿的措施么？”
“没有——随机应变吧，这还需要什么计划？”林馨玥说道，“你不是挺有经验的么？”
秋穆叹了口气，看样子她这下儿真得跟杨成林扛上了。不过她也觉得，既然她都已经被当成“少数派”了，那也不在乎再跟杨成林有什么矛盾。她无论是发表反对意见，还是帮林馨玥演戏，也都没有违反任何党内纪律和社会道德，那就是无可指摘的。
林馨玥的计划设计得简单，执行起来自然也就方便。很快地，其他工作队员们就发现了，秋穆和林馨玥经常成双成对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尽管他俩的工作按理来说也没有密切到这个程度，但就偏偏能找到理由在一起活动，也说不上是不务正业。
而在秋穆做高家村维持治安的日常工作的同时，工作队里的“多数派”已经开始了对于高家村党员们的调查。他们必须挨个儿地在工作队员们面前交待在清算地主、富农过程中分得“斗争果实”的情况，只有说得和其他人、和账目完全相符的才能“过关”。
秋穆是很反感这样的事儿的。她觉得他们简直是把高家村的党员当作犯人来对待，对于这些基层干部们真是连一点儿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而且从客观上讲，最开始记账肯定会有疏漏，而党员干部们的记忆也很容易出偏差，这些无法避免的模糊之处，最终都成了工作队手中高家村党员们的把柄。
就像高家村在清算村里的一户大地主时，曾经搜出来过一大块儿红布包着一卷像是古画似的纸，这两样东西在当时被许多群众看到过，但却没有体现在账面上，现在也不知所踪了。之前高家村也没多少人提起过这事儿，可现在却有人在村里宣传，说那卷纸是一幅价值至少一千亩地的古画，用来包它的布也是什么罕见的珍贵布料。这言下之意，就是那些“果实”都被高家村的干部私自据为己有了。
而高家村的干部们呢，要么就是说根本不记得有这两样东西，要么就是尽管记得也讲不出来到底去了哪儿。只有少数几个人能说得出来那块儿布和那张画儿被怎么处理了，可麻烦的是他们说的却还互相矛盾。
工作队员们几乎是认定了高家村的干部们私吞了这幅价值昂贵的古画和用来收藏它的特殊布料，而这事儿传到了高家村的群众那儿，又冒出来了不少人煽乎。
那些到处说干部们私吞“斗争果实”的，多是之前受到了打击而对干部们心生不满的人。有的是因为之前给日本人跑过腿儿，在反jian运动中受了气；有的是因为和地主亲戚关系比较近，帮着藏了东西，结果在清算时被牵连；还有的则是由于宗教信仰原因，而敌视干部们破除迷信的行为①。
原本这些言论是不容易在群众中得到认同的，可现在却也得到了不少响应。“多数派”把这当做是高家村实现了“言论自由”，群众对高家村干部的怨气得到抒发。但秋穆却觉得，之所以群众对于干部们从认可转到否定，恰恰是因为工作队堵住了支持干部那一方的嘴，使得村里言论不自由了。
在普通群众内心里，工作队代表着共产|党，代表着解放区苏维埃。由于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所以工作队认同哪种观点，就意味着哪种观点是对人民有利的。或者说，即使不支持工作队，最起码也不能反对工作队。这样一来，工作队假使支持哪方，就意味着是禁止了与之相反的一方的言论。
因为要服从组织安排，秋穆不反对工作队审查干部，但她也暗示过她不想直接参与这种审查。而现在秋穆和林馨玥的事儿传开了，考虑到杨成林可能因此和秋穆起矛盾，刘绪峰觉得应该把他俩隔开。却又因为必须得让男干部负责夫男会那一块儿的工作，那多半儿也就只能把秋穆换到算账和审查干部的工作岗位上。
在工作队的例会上，刘绪峰把这事儿提了一下儿。只不过明面儿上说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个人私情，而说的是知识分子干部们可能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应该让农村干部多参与到审查的工作中去。
秋穆虽然不想审查高家村的干部，但如果讨论之后其他人都认同这个安排，她也得服从多数。可是这时候杨成林却说道：“我觉得这样也不好。有些话我就明着说了，咱们大家都知道，秋同志并不认同工作队审查高家村干部的工作。让别人做她不认同的事儿，我想还没有这个必要。”
“那你说该怎么办？”工作队员魏向阳说道，“账我们都已经算了四遍了，每一次都能找出新的不对的地方；问他们也啥都问不出来。再算下去有什么用呢？还不如让秋同志来试试，人家至少是丘阳村的财粮主任。”
她这么一说，其他管算账的工作队员们却不服气了：“每一次都找出新的错，说明一次比一次算得更对呀，怎么能说没用？”
刘绪峰也说道：“不能因为遇到了困难就觉得现在做的工作没用。不管换了谁算，账也得算清楚了。”
这样说起来，反倒让人觉得不该把秋穆调去算账。那么就让秋穆继续管村里的治安和其他日常事务算了。可之后又是一番讨论，不知怎么的，竟然得出了奇怪的结论——干脆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