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敦煌的路，是对rou体和Jing神的双重折磨。
在兰州换乘的长途汽车，是那种老旧的“黄河”牌，密封条早已失效。车一开动，戈壁滩上的风沙便无孔不入地灌进来，不出半小时，每个人都灰头土脸，连说话都得小心翼翼。车里几乎无人交谈——在这地方，开口就意味着要吞下半口沙子。
窗外的景色，从稀稀拉拉的耐旱植物，逐渐变成一望无际、只有砾石和沙丘的荒原。这就是莫贺延碛，古人畏之如虎的“沙河”，当年玄奘差点埋骨于此。纵然如今有了简陋的公路，但车窗外那片黄褐色的死寂，仍让我隐隐明白，为什么古人会在这里谈“绝路”。
汽车在颠簸中从清晨熬到日暮。当夕阳像一枚将熄的火炭，无力地挂在地平线上时，远处的地貌开始显出狰狞的轮廓。无数风蚀的土丘拔地而起，形态怪诞，有的如残破的城堡，有的似静伏的巨兽。风穿过这些土林，发出呜呜的尖啸，像无数冤魂在哭。
“雅丹地貌。”白素望着窗外，轻声道，“当地人叫它‘魔鬼城’。”
“名字很贴切。”我拉紧裹住口鼻的围巾，看了一眼手里毫无用处、指针疯狂乱转的袖珍罗盘，“连磁场都跟着一起‘疯’了。”
深夜，我们才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抵达敦煌。那是九十年代初的敦煌，远非日后游客如织的模样。只有几条土路，几盏昏黄的路灯，空气中飘散着柴火、羊rou和尘土的混合气味，空旷而寂寥。
我们下榻在县委招待所。前台是个正在织毛衣的胖姑娘，接过我们那份Jing心准备的“上海某进出口公司”介绍信，眼神里带着警惕。
“香港来的？”她用浓重的西北口音问，“跑这戈壁滩来做啥生意？这几天风沙大，莫高窟不开放参观。”
“不看洞窟。”我脸上堆起生意人惯有的笑容，顺势将身子稍稍前倾，压低了些声音，“听说这边出产好的羊绒，还有些模样特别的‘黑石头’，过来看看行情。”
“黑石头？”胖姑娘警觉地抬眼看了看我，又瞥了瞥我身后的白素，语气倒是缓和了些，“前几天也有一帮北京来的人，到处打听这个，神神秘秘的，还去文化馆翻老黄历。”
我和白素交换了一个眼神。北京来的人……看来火车上那三个“中山装”的同僚，动作果然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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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风沙稍歇。
白素去了城西的集贸市场——那是她的领域，三教九流汇聚，消息最为灵通。我则径直前往县文化馆。既然金属牌的坐标指向这片区域，而历史上又有“天降异象”的记载，地方志里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文化馆在一栋破旧的苏式红砖楼里。馆长是个姓陈的老学究，戴着酒瓶底似的厚眼镜，听说我是“研究西北地方史的香港学者”，态度很是热情，把我让进了堆满发黄卷宗和线装书的资料室。
空气里弥漫着纸张陈腐和尘土的味道。我埋首故纸堆中，翻阅着那些用蝇头小楷誊写的县志、笔记。
两个多小时后，在一本清代增补的《敦煌县志·异闻录》里，我找到了一段记载，县志编修者注明引自唐代的《沙州都督府图经》——那是敦煌藏经洞里出过残卷的旧物，我听说过。
“贞观十九年夏，有赤星坠于州西碛中。声震数百里，地裂泉涌。俄而黑烟腾空，凝为五峰，色如玄铁，参天并立。夜辄放光，赤青变幻，人畜近之辄狂。土人谓为‘天牢’，言其下镇妖物也。”
天牢！不是仙府，是囚笼！
我指着这段文字请教陈馆长：“老先生，这‘五峰’的传说，如今可还有踪迹？”
陈馆长凑过来看了看，扶了扶眼镜，笑道：“传说罢了。古人见到大陨石坑，或者特殊的地质隆起，就爱附会些神怪故事。不过嘛……”他压低了声音，“这个方位，倒确实有个怪地方。”
“出了城，往西走一百多里，黑戈壁深处。”陈馆长声音更低了，“不过那可去不得。”
“比猛兽厉害。”陈馆长摇摇头，“那是军事禁区，五八年就划走了，地图上都不标。说是搞什么特殊地质研究。有时候大晴天，能听见那边传来闷雷一样的响声，可天上连云彩都没有。老辈人说，那是‘旱天雷’，不吉利。”
我合上县志，心中脉络逐渐清晰。时间（贞观年间）、地点（州西碛中）、现象（地裂、五峰、异光、致狂）、后续（五八年的事、军事封锁）……所有的碎片都对上了。那个“坠星”并非完全毁灭，它的核心部分还在那里，并且，已经被某种力量发现并“看管”了起来。
就在我准备告辞时，怀里那部通讯器突然震了。我借口去洗手间，走到角落，按下接听。
“卫先生，我是老钟。白小姐刚才传回一段市场里发现的东西的光谱数据，我已经接进哈山先生留下的分析线路，初步结果出来了。”
“戈壁和沙漠那边，我已经派专人送去了磁带和图表。” 钟先生的声音依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