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你是心里有气，不欢迎我到博物馆？”
“哪里！我这个人当什么，都是这鬼样子。你不嫌我这里寒酸，我还能说什么？”
当初认为做得很漂亮的事，后来却证明是拙劣的；当初并不叫好的事，后来却被称为有独创精神。对错综复杂的时局作出正确判断，实在需要经验和高智商。
此刻，在林光祖的项目面前，他也发觉，光谨慎从事已远远不够。看来应该找人咨询一下。
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太英明了。
“建造新博物馆，我中的锋芒，和周围的许多人日渐不睦，乃至遭受不公正待遇。夫妻关系竟也因此破裂。最终，他决定舍弃尘世中的一切——包括那些浸透血汗的文章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削发为僧
许廷高仔细了解原委，与几个部门再三商量，决定不批准这个项目。前几年，招商高于一切，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现在却不同了，必须挑挑拣拣，不该接受的，就坚决不接受。他认为，商业投资是商业投资，政治原则是政治原则，两者扯在一起，难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难怪一些招商干部说，台巴子很难弄，尽管他们也提供不可小觑的税源，让不少人有就业机会，但无论如何比不上欧美企业规范。
当时，外界也有很多风言风语，说许廷高经常跟不少台湾商人混在一起，难怪以前他要被“内控”。与他亲近的朋友好心地劝他，那些台湾人鬼精得很，口袋里都藏着某些太平洋群岛小国的护照，什么斐济、萨摩亚、基里巴斯，有些国家名字听都没有听到过，一看苗头不对，就能哧地溜走，谁也管不着。可你怎么办？
许廷高轻车简从，突然来到博物馆，径直走进李安浦的办公室，这让李安浦始料未及。
这些舆论传到许廷高的耳朵里，他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
许廷高毫不客套，自己拉一张椅子坐下，开门见山：
李安浦与许廷高并不陌生。早在许廷高当规划局长时，遇到哪片地块哪个项目是否妨碍文物保护，常常要听听李安浦的意见。李安浦完全是业务干部的思维方式，不懂得虚与委蛇，也不会讲情面，总是直言不讳，该反对的时候绝不说赞成，该赞成的时候，也不会满是溢美之词。这难免得罪人，恰恰许廷高很欣赏这一点——或许因为许廷高也偏重于业务，跟他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
“你是在批评我，不关心博物馆吧？这里的建筑是陈旧了些，几十年没有变化，我们应该考虑重建一座新的博物馆。这件事，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呐。”
鼋湖畔有一片飞地，位于城郊镇，却由鼋湖镇的农民种植，四面环水，交通很不便利，田间管理也很麻烦。几年前，一个台湾商人看中它，反复去看了几次，说要开发湖畔度假村。后来才知道，那个台巴子的祖父曾经是这片土地的地主，1948年他去了台湾，土改时这片土地被没收，临终前仍念念不忘。
为了不影响招商引资，许廷高始终坚守一条，自身必须清白。凡是涉及政府利益，原则永远保持得很好。
在潜意识里，对“台湾”两个字确实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忌讳，他想躲避，却躲避不了。偏偏还要笑脸相迎，热情地帮助台湾商人选址，做各种各样的服务，哪怕他们提出某些令人无奈的要求，例如考虑到风水地理，坚持要政府出钱，将直行的小河改成弯道，把厂门开在不该开的地方，旁边做一个奇形怪状的蓄水池等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谷安县在遍布全国的“造城”热潮中，顺利地升格成了谷安市，还专门开辟了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城里城外热火朝天，到处都在搞基本建设。上级更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县市班子中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大学毕业生。
唯恐忘了，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西樵山遗址——土地批租”，旁边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
他感觉到了肩膀上的担子，也感觉到了权力的分量。他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失去理智，知道自己以前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早已不敷所用，便设法争取了十几个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进修的名额，带头去充电。年纪老大不小了，像一个毛头小伙子一样坐在教室里读书，端着盆子在食堂里排队，睡集体宿舍硬板床，颇有些不习惯。然而，他终究适应了，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做的事，才发觉规划始终滞后于建设，在实施过程中，也往往由于人为因素而轻易改变。比如鼋湖沿岸的工业小区，曾经得到了多少领导的表扬，迎来了多少参观者啊！然而，仅仅十年，规划上的失误就暴露无遗。尤其是土地批租，常常跟着项目走，一个批件，就能将原有的规划打破。这，恐怕还不能用“形势发展得太快”作为理由来解释……
“你千万不要叫我李馆长，我已经被停职了。”李安浦半开玩笑半认真，“你需要什么资料，我给你送去就是了。”
“李馆长，你给我上上课，西樵山遗址究竟有多大价值？”
许廷高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脱颖而出，被推举为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