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种沙哑的质感，就像羽毛挠过干裂的嘴唇，他告诉我：“对于男人来说，干革命是最浪漫的事，惊心动魄，愤慨激昂，我欣赏切格瓦拉的古巴革命、俄国的彼得格勒起义，甚至是推翻幕府的明治维新。
但是提起中国的革命，我最先的反应，是想哭。”
他说到这里就停了，但是余韵在震荡，深深震撼我的心，我们生活在生活的表层，吃、喝、工作、娱乐、学习、勾心斗角、焦头烂额，但总有永恒的东西，比如人之长情，比如故乡和血脉，比如血是什么样的红，在这片最苦难的山河里曾有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如血一样的红。
我不能深想，因为我承受不住，我只能避重就轻，说一些庸常的好话：“这首歌是不是有陕北民歌的味道，作词精练，民族性很强，足以流传千百年。”
凌歌说：“我在研究院工作的几年里，偶尔会听这首歌，还有其他的所谓‘革命金曲’，完全是出于美学上的欣赏，在我心目中它们胜在情感，就像莫扎特胜在造境，帕瓦罗蒂胜在技巧，他们都能满足我的精神需求，没有高下之分。
我逐渐发现周围人对我听革命金曲的反应，很暧昧，很微妙。后来我了解到如今年轻人对这些歌曲的普遍看法是土、俗、过时，听这些歌的人如果不是老人，那就是刻意在作秀，为了向老一辈领导展示自己的政治素养。”
深蓝色的暗光之中，凌歌的视线与我无声交汇，我的手心冒出了潮汗，我明白这是第一次他对我敞开心扉，他的生活、他的病，真相就在狭窄的缝隙后。
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度人的想法：“有人排挤你？”
他说没有，然后又说：“被排挤的人不是我。其实上到治国，下到打麻将，有人的地方就有党争，拉帮结派、互相倾轧。道理我都明白，我还在期待什么呢。
你记得黄昆吗？”
“记得。”
“我羡慕他。钱学森，邓稼先，王大珩，我羡慕他们那群人的时代。”
“共产主义初期？”
“不是，只是单纯指文化环境，那是一个信仰高度凝集的年代。或许共产主义得到了最大体现。”
我没想到凌歌也隐藏着愤世嫉俗的一面：“你觉得现在不好？”
许久以后他说：“什么是好？苏联解体后，全世界绝无先例，没有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一边摸索一边前进，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走错路后的复盘。
这样艰难，出现什么样的失败都不奇怪。
当下的社会，房产业过热，娱乐业畸形发展，青年承担巨大的压力，不论是否走上歧途，承担后果的永远是人民。”
“凌歌，你在学术圈内，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吗？”
凌歌似是觉得不可思议：“你认为学术圈是象牙塔吗？生产力的发展快过人民的精神境界提升，消费主义占据上风，在这样浮躁的大环境下，没有哪个群体能免俗。
你知道‘办公室政治’一词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总处于很微妙的状态，让人不得不防。我可以选择做‘怪胎’，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可是，我是一个人，我有情感的需求，我更想入世。
我特意故弄玄虚，摆出深不可测的模样，你能想象吗？这样的效果非常好，他们竟然觉得我很懂厚黑学，适合做团队牵头人……”
凌歌的笑里透着嘲讽，我也忍不住笑了，我想到聂甹悠对他的评价，“城府很深”、“滴水不漏的人物”，谁能想到那是一个人无奈的自保之举。
笑容凝固在脸上，我轻声说：“我早就该想到的。”
“什么？”
“凌歌，我们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你的不同寻常。后来进大学读了专业课，我隐约猜测到那是什么——你患有轻度的阿斯伯格综合症，同理心弱，正义感强，聪明到智商像开了幂次方，可是你不能理解、也不能容忍别人的谎言。
或许你的父母为你的症状付出了很多努力，鼓励你进行体育锻炼、引导你辨别人的情绪、教你社交技巧，让你今天能够像一个开朗的正常人，可是DNA决定了你的神经细胞之间的synapses数量较常人密集三倍，当你进行长线沟通时需要耗费大量能量在细节输入上。
社交对你来说是很累的事情，即使能在表面上做到游刃有余，那也是比别人花费更多精力换来的结果。
所以——”
我握住他的手，在黑暗里，在羽绒服之下，等他静静消化这些话。我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物理研究所其实很好，凌歌的逃离，多数是他自身的原因。
他渴望绝对的公正、被革命淬炼过的坚定信仰，那些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东西，完全符合他的精神洁癖，是的，他有精神洁癖，而工作中同事的一点八卦、懒散、逐名追利、尔虞我诈都是瑕疵，会被他无限放大。
“我很高兴你来找我，我很想保护你。”我认真地望他双目：“但我终究不能替你解决问题。你要明白，共产主义、天下大同都是梦想，你不能为一个虚无的目标奋斗，